文镪所说的，周维汉还真不清楚所谓的铨叙军衔军衔与职务军衔。

见到周维汉流露出感兴趣的样子，文镪赶紧加了把火：“中原大战之前，中央军、西北军、晋绥军、桂军、川军，东北军这些排的上号的，兹要一纸手令甚至一道口谕，就可以给属下军官晋升为少将或者中将，各路军阀任命的草头将军满天飞。

“因此直到中原大战尘埃落定，校长鼎定乾坤，才开始谋求军制和军令的统一，当然也包括对军衔体系的整理。”

“若干黄埔一期毕业生里，在这次铨叙中分为两个档次，职务比较高的胡棕南、宋西濂、王竟久、孙员良等人，均被叙任为陆军中将衔，而进步较慢的范汉杰、杜一明等人则被叙任陆军少将衔，作为三期毕业生的王耀武，能够在第二年跻身陆军少将，其实已经相当不错了。”文镪此刻颇有些指点江山的意思。

“维国也不错，当年是陆军少将，可惜的是，即使现在是第一军军长兼任集团军副总司令，也照样是陆军少将。”

关于铨叙军衔和职务军衔的区别，举一个恰当的比喻，很像体制内的“档案工资”和“实发工资”，档案工资是按工龄、学历、级别等等严格规定的，数额普遍不高，但是实发工资就要加上职务津贴、岗位津贴和各种补贴了，因此总额一下子就上去了。

改革之前的军衔基本只跟职务挂钩，按世界各国军制的普适性，野战步兵团长的基准军衔就应该是上校（日军的大佐与之相近），那么再以上的旅长职务，基本就要授予少将军衔了。并且是国民政府、军事委员会、北伐军总司令部和几大派系军头，都可以随意给所属部队的旅以上军官授衔，那么当然是将官满天飞了。

于是1935年军事委员会设立“铨叙厅”，蒋某人以亲信林玉为厅长，着手对全国军队的将官根据资历、职务、奖惩历史等进行考评，然后统一叙任正式军衔，尤其是对上将群体规定的特别严格。

应该说这次整顿的效果还是不错的，1935年授予的陆军上将和陆军中将群体，数量非常有限：总计有特级上将1人、一级上将8人、二级上将21人、陆军中将89人。

是以，从1936年初到1937年7月间，各级将领挂的都是货真价实的铨叙军衔，一点都不乱。

其中陆军中将的数量，两年的叙任也不超过200名，靠谱。

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以后，蒋某人授意军事委员会发布了一道通令，大意是抗战期间全面停止铨叙军衔的晋升，这是影响中将数量的第一个重要“操作”。

也就是说，在1935年和1936年度已经叙任的军官，其铨叙军衔按部就班逐级晋升的过程，在抗战期间被按下了“暂停键”。

哪怕是军官某个军衔的“停年”到时间了、个人职务晋升了、战争中有较大战功了，也一律不行，而这一暂停，就是整整八年多。

蒋某人为什么要这么干呢？

原因其实挺复杂，一方面，是军官的考评叙任是个比较繁琐的行政工作，抗战期间应以对日作战为第一要务，实在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弄这些，干脆一律暂停。

另一方面，是战时条件下需要打破惯例，比如战功卓著的可以连升三级，作战不利的应该处罚和降级，而铨叙军衔体系属于非战时状态下的产物，不太合时宜。

其实还有拿不到台面来说的一个方面，那就是蒋某人在抗日战争中，仍然有壮大中央军、削弱甚至吞并杂牌军的念头，他需要的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“军政”大权，不愿意受铨叙条例和任官体系的束缚。

要知道，铨叙军衔的授予那是有正规流程的，必须有国民政府行政一把手林签署的“任官状”，每个军官也都有自己的官号。

而一旦停止铨叙军衔的变动，整个抗战期间的高级军官职务任免，完全凭借蒋某人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“任职令”这么一张纸了，他签个字就可以任命少将旅长、中将师长、中将军长等等，岂非随心所欲完全没有罗嗦？常队长那是深谙权力之道的。

于是从这时起，大抵是1937年秋左右，国民党军队的职务军衔开始大行其道，中将的数量迅速增多。

战时军队规模和编制肯定增大，那么被任命为少将、中将职务军衔的数量也直线上升，然而又存在上将数量基本固定在60人左右的这个天花板，所以中将职务军衔就出现了扎堆泛滥的情况。

于是师长、军长、集团军副总司令、总司令甚至战区参谋长、副司令长官，领口都挂着两颗星。

说一句中将满地走，少将不如一点也不夸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