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千六百二十二章 萧墙(2 / 2)

大明1617 淡墨青衫 2093 字 3天前

至于先杀李鸿基,赵立德也是觉得没有必要。再怎么样,潜龙毕竟只是潜龙,未遇风雨不得大势,就只能为区区一驿卒。

将来天下大变之时,李鸿基是有机会趁时而起,还是突然暴毙,甚至有别的处理办法,这都是张瀚心念之间的事,任何一个念头转过来,李鸿基都无力抵抗,完全只能被动接受。

所以张瀚之势已经大成,对李鸿基这样的草莽中的蛟龙也就是关注一眼,并没有太多的提防和限制,否则以现在的和记之力,对付李鸿基这样的普通驿卒,不过是举手翻掌之力耳。

“明早回新平堡,向大人复命。”赵立德吩咐一声,叫人准备好马匹,他要赶回新平堡复命。现在各处平静,暴风眼还是在新平堡,朝廷绝对不会轻易放弃谋张瀚性命,只是这时机尚且难说,其实张瀚现在养望已成,没有必要一定要留在堡内了,但张瀚迟疑不去,赵立德怀疑其中另有情弊……不过张瀚布局,对军政大计还是相对公开,会解释原故,在军情这一块,向来是吩咐下来令所有人照办,不得怀疑,也不得拖延,更无比反对。

而事后检点复盘,则发觉张瀚的布置无不精到,甚至妙至毫厘,有时候都感觉张瀚是眼看着事态的发展,完全算出敌人的下一步的举措,甚至天下大势演变,张瀚都能提前之悉……

这一点来说,完全令赵立德从骨子里敬畏叹服,对杨秋或是别的同僚,赵立德自忖智计不弱,心智城府手腕样样不在人下,只有对张瀚,这个特务头子生不起比较的心思,倒不是张瀚身居高位,甚至是帝王,接触的时间久了也没有那么多神秘感,所谓天命,不过是哄骗乡间愚夫愚妇,真正的身处高位的聪明人绝不会在意什么天命可畏。而叫赵立德真心畏惧的,就是张瀚这种算无遗策的全能全知,似乎什么阴谋诡计都如积雪遇大日,瞬间就会消弥无踪,根本就无能为力。

张瀚坚持在新平堡,必定是有他的理由,但赵立德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,他只隐隐感觉,天下大势如果按现在这样下去,除非朝廷下手决裂,否则的话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保持镇定……

对和记来说,长时间的和平亦非坏事,不过如果一直平稳下去,始终寻找不到破局的那个契机,也并非是一件好事。

赵立德并没有思索太久,对他来说,这种真正大战略层面的事只是略作思索,在宽甸时他常与温忠发和秃头几个讨论,众人都不得要领,对温忠发等人来说,对这种问题的思索往往会化为实际的层面,比如什么时候允许宽甸方面出兵……对他们来说,对张瀚的信任和依赖是深入骨髓之内的,不管怎样,只需要按张瀚的吩咐来行事就可以了,别的事完全不必要担心,反正上头自有安排。

……

赵立德从榆林返回新平堡的途中,王二等人举事的消息就已经传了过来。

王二等人啸聚了千人,由王二亲自鼓动,他素得人心,以豪勇之姿对众人道:“今反是死,不反亦是死,不如起而造反,尚可一搏!”

当时陕北四处处于春荒之中,饥民遍地,百姓皮骨已尽,救死不赡,王二首举义旗,众者甚众,而起义军持刀械,以墨涂面,从白水县至澄县城墙之下,城中守备荒疏,完全没有兵力驻守,仓促之间,县令张斗耀命衙差带帮闲上城头驻守,这般人可谓最遭人恨,灾荒之年,官府逼迫赋税甚苛,对百姓剥皮敲骨,而行事者就是这等人。

一见衙差,群情更愤,王二趁机喝道:“谁敢入城杀县令?”

众人皆云“我敢”,自此事可不止,千多人从四处登城,城头守兵一晃而逃,根本不敢抵抗,义军杀入城中,擒得知县,当即斩下头颅,传首示众。

这一下从者更多,王二开仓放粮,众多饥民加入队伍,王二率兵至白水河畔,攻打富户寨子,四处征粮和打造兵器,一时间已经啸聚了数千人,声势浩大,远非普通民变可比了。

消息在赵立德身后传到榆林等镇,百姓造反是头等大事,立刻就有塘马报向京师和三边总督并宣大总督处,由于县城被破,这等事根本无法隐瞒,若王二等人不破县城,三边总督还可以内部消化,设法将这股叛乱的农民征服或招安,而破了县城,杀了知县,事情则无可掩盖,只能飞马传骑,向京师报告。

与此同时,三边开始动员,在赵立德离开榆林镇的第二天,就看到好几股骑兵往榆林南边去集结。

为首的多是都司或守备,率兵行军多以马兵为主,仓促之间,想动员步兵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,只有诸将率马军先行,然后徐徐动员步兵,以王二等人的数量,官兵最少也得动员好几千人,应该由某个游击将军率马步兵两千人左右,才会试图往白水河畔去进剿。

这一切都和赵立德无关了,他点了把火,果然陕北就是一个大柴堆,火轻易的烧了起来。

按照安排,还有数十个点可以逐次点燃,但要看时间,看明军的动向,看朝廷的动向……如果朝廷一意孤行,那可以陆续把火头点燃,熊熊烈火一旦烧起来,三边,宣大,都会焦头烂额……

所以大明实不足惧,几十年的天灾加上人祸,北方已经陷入集体的困苦之中,和隆万开海之后的江南湖广闽浙不同,南方富裕而北方穷困,朝廷的财政又陷于困顿之中,对北方只有陕北等少数地方不征辽饷,可是对天灾无能为力,对百姓的贫苦视若不见,没有赈济,连赋税也照常征收。同样的赋税,江南地方可以轻松缴纳,而在北方却是使百姓倾家荡产。人都说大明薄税,按中央的财政收入来说确实税赋相当的低,连正常的朝廷运转都相当的困难。而实际情形来说是大量的好处被士绅阶层瓜分,沉重的负担还在农民身上,天灾之下,政治不修,王朝其实已经走入末世,在大规模的起义未起之前,人们还有种种错觉,并没有感觉到危机将至,只把眼光放在和记和东虏身上。到王二等人起义之后,所有人才赫然惊觉,大明的情形就是如孔子评价的一样:季孙之忧,不在颛庾,而在萧墙之内。<!-125-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