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现实逻辑上看，邱与可的解决方案是荒唐的，因为全世界十四万公里的收费公路，有十万公里在我国，收得不能说是少，可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，不收费却还不堵车。很显然，堵车与收费与否没有必然的联系，如果一定要联系，应该得出收费过多导致堵车的结论。”

“我们不讨论堵车的原因，只分析根据邱与可的理论能不能导出邱与可的收费结果。要解决堵车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，是规定驾车违法就一把火将车辆付之一炬，显然这个方法并不可取，解决堵车问题不是最终追求的目的，是要寻找合理的途径达到最佳平衡。邱与可是通过价格增加成本的方式，拟制车辆消费和减少车辆出行，根据他的择优分配的原理，个人从利己的立场出发，在成本增加的情况下，显然会选择成本低的方式，减少对汽车的消费，路自然就通了，同样的，按照择优分配所说的继续延伸，由于个体的利己行为，会使整体也就是社会得到最大的利益。”

“然而，在这个个案中，社会成本却增加了，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车辆使用者，成本都将明显上涨。由于减少了汽车消费，汽车生产企业以及与汽车消费相关的企业利益均将受损，受损的利益也是社会成本，而因为堵车造成的损失，只不过是简单地转移到其他行业。如果有量的分析，转移后社会所承担的成本相信超过了堵车的损失，根本得不出邱与可的最大利益的理论结论。也就是说，邱与可的理论与他提出解决问题的推论是相悖的。”

“邱与可给堵车开的药方，是典型的本末倒置，就如庸医治疗驼背，两块木板一夹，压上巨石，背直了，可人死了。还有，车辆上路收费的法律依据何在，政府本应提供公众服务，在收了养路费后，凭什么还要收取上路费，公义和公理，从来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顾虑的。坦率地讲，邱与可对经济学的一知半解，以及缺乏逻辑思维能力，使他顶着一个硕大的经济学家的帽子，显得异常滑稽。”

“邱与可的思维模式，是有违经济学家的理性的，经济学家的理性在于，采集真实的数据考察经济现象，运用自己掌握的经济学理论，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，但邱与可做不到。一个学术团体要得到公众的尊重，它得有可尊重之处，一个老人要得到尊重，也一定是有可尊重之处。一个老人，利用自己的身份，用胡说八道力图影响公共事务的决策，他必定遭到公众的唾弃，一个学术团体助纣为虐，下场只会更坏。”

“我个人感觉，这几年媒体正逐渐将邱与可往二傻子的方向驱赶，采访中特意让邱与可说些不着三四的话，然后热炒，使其出丑。从邱与可文章中和讲话中透露出来的思维方式，我认为邱与可相对于经济学家而言，那是极不合格的，邱与可为某些行业或利益集团代言，却死鸭子嘴硬不承认，这是严重违背道德和科学准则的。”

“自由之思想，独立之人格，是对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要求，知识分子必须恪守公平和正义、秉持道德和良心，为公众利益代言。经济学家中会出现个别的知识分子，但我不要求广义的经济学家都是知识分子，他们可以是学者、学人或者干脆就是以经济学谋生的职业工作者。我们不会以知识分子的标准苛求他们，所以，他们可以为政府、机构、社会团体、民众群体和利益团体代言。”

“作为社会学科一个分支的经济学，从诞生的一刻起，就打上了为利益团体代言的烙印。代言的本质是争取本团体的利益最大化、或在增加社会总体利益下取得本团体的最大化利益，而不是忽悠其他社会人群，以损害其他人的利益来谋取本团体的利益，经济学理论的内涵，也并不排斥经济学家成为某一利益群体的代言人。邱与可推崇的美国的经济学人，或受政府部门雇佣，为政府部门提供服务；或任职投资银行，成为职业经济学人，为雇主代言，为雇主服务；或任教大学和开办私人研究机构，可以代言民众，也可以代言自己，或者仅仅代言自己认为正确的经济学理论，这些都无可厚非。”

“但是，经济学家必须身份明晰，任职投资银行，就不能以公众代表的身份发言，民众可以根据你的身份和自己的理解来判断你的言论，信或者不信。格林斯潘出任美联储主席时，不仅将自己开办的咨询公司停了，自己的资金也委托基金替他投资管理。身份明晰，才谈得上公信。为谁代言并不丢人，但不明不白，就很可能是在骗人。”

“经济学家替人代言，或基于良知、或基于自己信奉的理论，无论理论对错，都是经济学家的本分。如果不是从自己信奉的理论出发，仅仅是为某一利益群体粉饰，则丧失了经济学家代言的价值，成为了帮闲的吹鼓手。如果不明晰自己的身份，又是替富人说话，又是为穷人办事，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公共知识分子，则是不道德，至少是“经济学家这个职业不道德，其行为是欺骗、以欺骗的手段谋取利益。邱与可的代言大抵都是如此，邱与可的代言欠缺良知。”

“所有的经济学家、乃至所有的社会科学家，都是替人代言，要不代言全体民众，要不代言某个特定团体，被称为经济学家的邱与可也应该如此。但是，邱与可具体代言的是哪一个特定团体，邱与可从没说过，邱与可只说过为富人说话，是不是为富人这个整体代言，却很难说，因为富人的定义就是模糊的，我以为的富人，也许在邱与可眼里根本就是穷人。”